一

石板路旁，几株梅花，暗渡清香。

那是1929年早春，14岁的彭国涛一早起来，挑着一担茶水，跟随当教师的父亲，去迎接一支长途奔袭而来的队伍。父亲彭澎，明里是教师，暗里担任中共宁都县委军事部长。他告诉她：这支队伍叫红军，打仗非常厉害，其首领叫“猪毛（朱毛）”。

红军真的红眉绿眼？彭国涛有点害怕，她久闻红军青面獠牙，生食人肉。听说红军要来，国民党宁都县的县长赖世琮，亦望风而逃。

在县城南边十余里的石榴排，彭国涛见到了红军，却是些普通的人，有些失望。口干舌燥的红军队伍，似一条吸水的大龙，把满满两担茶水喝得精光。这支队伍被引进县城。当天，红军首领“朱毛”、陈毅等人，在城西温屋接见了他们。

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、闽西进军，处处受敌，疲于奔命，疲惫不堪。“朱毛”告诉彭澎：红军很需要银元、粮食，以及各种日用物品。

需要多少钱呢？

红军说了个数目：最好能筹集5000块大洋。

要这么多钱呀？

从没接触过钱的她，以为那是个天文数字。由此，她第一次学做群众工作，照样在父亲的带领下，向四邻八乡的老表们宣传共产党、红军闹革命的宗旨。没想到，竟然很快筹集到银元5500块、土布300匹、草鞋和袜子各7000双……

“ 朱毛”这名字响彻湘赣，其实是两个人，一个是军长朱德，一个是政治委员毛泽东。红军得到如愿的支援，军容大整，毛泽东说彭澎工作能力很强。接下来，发动群众，创办学习班，在县城上西门温家屋召开会议，成立工农兵革命委员会，毛泽东亲自任命彭澎为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主任，这是苏区宁都红色政权的第一任县长。

彭澎的“县长”，只执政十几天。5月上旬当选任命，5月中旬，红军离开宁都，彭澎便兼任宁都县游击队队长，带领县游击队转移到北部山区，开展游击战争。翌年7月，彭澎被捕。

彭国涛过早地介入革命，也过早地介入了痛苦。初阅人世，有两件事情系着两条命，令她刻骨铭心，永世难忘。

1929年初冬，骤冷的气温使人难以适应，彭国涛的弟弟彭寿平，突然不吃不喝，患了“哑口症”（白喉）。这在缺医少药的当时，就是大病。她与母亲陈氏苦守，巴望父亲归来。

那天，是12月8日。宁都县革命史上，一个著名的日子。彭澎与游击队副队长肖大鹏（后任红20军代理军长）等人带领游击队打进县城。当时，游击队有300多人，160多支枪，经周密布置，游击队一举捣毁县衙门，营救出关押在监狱的王俊的夫人及其他战友。

黑暗如墨的夜，三双眼睛似三对磷火，微弱地闪烁着，父亲一天一夜未归，弟弟的双眼，便在与妈妈、姐姐的对望中，永远闭上了。

彭澎回家，母亲抱着弟弟的尸体，泼命大哭，怨声不止。抚着独子尸体，彭澎愧疚不已，却并不悔错，哽声说：“这就是考验，我是共产党员，一切都是组织的，哪顾得了自己！”

考验，考验！面对生死，这两个字，彭国涛记了一辈子。

接下来的还是考验，更让她不忘记，那是眼见父亲绑赴刑场，壮烈牺牲。

游击战争，风餐露宿，彭澎积劳成疾，左腿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。战斗中时常发作，翌年7月的一天，队伍转战湛田乡李家坊，与大股敌人交火。彭澎行走不便，被敌人抓获，押送期间，却被会同区的群众抢救回来。

白军知其腿脚不便，行走不远，派兵轮番搜索一周，仍无结果。遂将会同区桐口、腰田、桃枝等村村民，集中于桐口村真君庙前，声言再不交出彭澎，烧毁全部房屋，枪毙所有村民……这时，彭澎突然从真君庙神座下挺身而出，大吼：“彭澎在这里！”

重新入狱，历经十几种酷刑，身残伤重的彭澎以死抗敌，他脱下身上唯一的毛衣，请送饭的牢卒换一包砒霜。毛衣是贵重物品，牢卒贪图毛衣，又惧怕死人，给他一包掺假的砒霜，彭服用后只落得个半死不活，被转押入县城大狱。

4个月毒刑。彭澎拒绝利诱，坚贞不屈。

为了儆戒民众，处决政治犯时，当政者喜欢搞公审大会。那年11月16日，一乘滑杆竹轿，抬着已经气息奄奄的彭澎，进入人群云集的县城体育场。

体育场北面司令台，台下，彭国涛用破衣遮头，隐在攒动的人群中，咬着嘴唇目睹父亲的惨死。

县清乡委员会主任邱伦才，站在台上，口沫飞溅，历数彭澎的革命“恶迹”，然后，煽动地大声吆喝：“大家说，象这样的坏人，要不要杀掉呀？”一些事先组织好的人，大声应答：“要杀掉！”混乱中，也有人喊：“不要杀掉！”

邱伦才又吆喝：“大家都说要杀掉，是不是？”

一位老者就说：“杀他做什么，他现在已经被打成毁人了，还是不要杀！”

询问大家，只是个形式，杀肯定要杀的。邱伦才命令刽子手用刑。

刽子手名叫刘炳南，得了36块银元杀人费。为了避邪，他穿一身白纺绸褂子，持一柄三尺长的鬼头大刀上了台。刘炳南是有名的刽子手，力气很大，但这次的活计却不利索，他挥刀猛砍，连续7刀，竟然没有把人杀死。

32岁的彭澎，脖子几处血水怒溅，射得旁人身上脸上，仍叽哩咕噜地叫喊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刽子手的手发软，有些慌，台下有人帮忙。嘶喊：“是他背上的标挡住了，要拔掉他背上的标，要拔标！”

刽子手慌里慌和拔标，再砍，第8刀就把头砍下来了。

“这，就是考验——”彭国涛昏倒在地。

白军把彭澎的尸体拖去喂狗，将他的头颅割下来，挂在城门上展览，7日后，头颅突然不见了，从此，尸骨无寻。

二

斩草除根，搜捕在继续进行，考验在顺序延伸。母亲被捕入狱， 15岁的彭国涛成为孤儿，四处漂零，躲藏到大山深处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。1931年，红军在荒无人迹的破庙里，找到了“野人”彭国涛。

中共宁都第一任县委书记，牵着这位烈士遗孤，在弹痕累累的红旗下宣誓。那年，她16岁，加入“共青团”，被派往父亲战斗过的会同区，就任会同区苏维埃妇女部长。她的工作范围涉及几十个村，十几里方圆。

动员和组织妇女拥军、支前、打草鞋、慰问红军、护理伤兵……踏着父亲的足迹，彭国涛积极性特别高，似有两条生命，风风火火地工作。很快，会同区苏维埃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，肉中刺。

1933年仲夏，一个月黑风高夜，乘苏区边缘空虚之际，白军的大刀会摸进区苏维埃，见人就杀。恶狠的大刀把门板剁烂之际，彭国涛翻身跳出围墙，仗着身子灵巧，逃得一条性命。慢她一脚的区苏维埃老文书，被剁成肉泥，命丧黄泉。

为了阻挡白军入侵，为了报仇，就要有强大的红军。

此后，扩红成为她最重要的工作。上级说：苏区能否生存、巩固，就在于红军的多寡。必须不断地扩红，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，苏维埃就胜利了。

彭国涛扩红扩了一百多人，她不知道一百万是多大的数目，只是走村串户，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，一个人一个人地动员。也许是因为没有扩大到一百万红军，红色政权没有胜利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驮上马背，撤离了中央苏区，她扩红的一百多人也统统离开。

一走，就走得很远很远，一走就走了十几年。

白色恐怖四处弥漫，她又成为反革命追捕重点，似一条孤魂，在大山间飘泊，又过上了野人的生活。

时光在游荡中消失，每每生活苦到不堪忍受，人就会想到死，想到死时她就会想到“考验”，既然是考验，那就要活着，即使是为了考验。

敌人对她的追捕松懈下来，她的年龄也已长了上去。一般人家的女子，十六、七岁嫁人，她二十岁仍找不到婆家。因为，彭澎太出名了，彭澎的女儿也跟着出名，像麻疯病人一样。

在亲属的撮合下，四处流浪的她，嫁了个国民党33旅的大兵。姓黄，名叫黄国文，一个老实巴交的壮丁。

本想寻一棵小树荫庇，没料到，却是找到“蒺藜丛下躲雨”。

夫家原本家徒四壁，被她一“高攀”，虽无治罪，却受株连，立即销差，扒掉军服，取消俸禄，沦为苦力。

这对苦难夫妻，新婚期间便为生计所困，一个帮人挑水，一个帮人洗衣。这是最辛苦、廉价的劳动，一担水才卖一分钱，洗小孩的衣裳月薪4毛，洗大人的衣裳月薪5毛。即是如此，也没有多少衣裳来洗，他们得不停地揽活做。除了挑水，黄国文砍柴卖、帮人挑担、打猪印，彭国涛则帮人裁衣服、做扣子、帮人站柜台。

望眼欲穿。1949年7月，当年的红军终于回来了。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，她重新参加工作，担任了会同区南当乡妇女主任。在攻克翠微峰的系列战斗中，她积极支前，担任了负责检查、处理女俘的工作。由于工作出色，1950年，她调任梅江区（城关镇）妇女部长兼优抚主任，驻第四街街政府协助工作。她没日没夜，忘我工作，为红色政权的巩固、发展，风风火火地奔走。

1951年，作为革命烈士子弟的代表，她随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代表团，邀请前往北京中南海，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，在天安门参加了国庆观礼，受到了毛泽东、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在北京逗留期间，朱德听说老熟人彭澎的遗孤来了，还特别发出邀请，她应邀来到朱德总司令家里作客，叙述了自己的生命之路。数十年后，朱德的女儿朱敏，重访老区宁都，还特意找到她长聊。

革命在不断升温，不断升温的“革命”十分讲究颜色，她越来越红，他便显得越来越白。

女人的荣耀，就是男人的灾难。黄国文，成为家庭中一个尴尬角色。国民党大兵的历史，使他如履薄冰，颤颤惊惊。

1951年早春，几匹来自北方的大洋马，急促的脚步把鹅卵石巷道击得直冒火星同，马群嘶叫，直奔米市巷--彭国涛家。

“砰砰砰--”门被敲得很响。黄国文从门缝瞧见，大洋马后面，威风凛凛，有3个身着军装，荷枪实弹的人。他被吓坏了，估摸这伙解放军是来捉自己的，想溜，腿脚抖得像筛糠，拼命使劲就是迈不开步子。

来者，是解放军某部的刘师长，衣锦还乡。当年，是她爬山涉水，去那个人迹罕至的山村，从牛背上把他拽下来，扩了他的红。他把手中的竹鞭一扔，拖着两条大鼻涕，两脚泥水，走上一条光辉的战斗之路。饮水思源，刘师长不忘自己革命的引路人，特意来寻源谢恩。破屋里，看到还很没有“进步”的恩人彭国涛，刘师长带她去走访了专署专员，县委书记、县长。

临别，刘师长悄悄地但却明确地劝她离婚：“一个红军干部，烈士子弟，与一个白军搅在一块，会冲淡颜色哩！”

县里也有意，要让她担任县委妇联主任，可是，她还不是党员，红光灼灼的县委妇联主任，背后立着个白军大兵，那政治影响肯定不好。

蕴意婉转而明确，何去何从？

这是一个政治难题，也是一个人生考验呀。结婚之日起，木纳的老公就在思想、经济、生活上，日愈处于从属地位，连她生育的儿女也统统随母姓彭。解放后，他成为一名菜农，与她的干部身份拉大了距离。迟钝的丈夫，也屡屡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别扭，多次提出：会妨碍她的前途，就……

在仕途与良心的考验之间，她踌躇许久，最终战胜诱惑选择了后者。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个善良者，出于一种善良的本能，她不能伤害无辜，伤害相依为命10几年的老实人。

这，肯定是政治思想觉悟不高，阶级立场不稳，没有经受住考验。

她的入党延期了。既不是党员，那也不适于长期待在区委。1958年大跃进，城关镇让她到街道去筹建缝纫社。这也许算是一种贬职，对此，她把帐算在丈夫身上，理解得很天真：过去，自己株连过他，他在白军中被销差；现在，他株连自己，自己被红色区委贬职，一销一贬，算是扯平了。继续经受考验吧！

初时，缝纫社10几个家庭妇女，3、4台缝纫机。经一年努力，业务不断扩大，发展为有6个门市部，近百名职工，月薪从10几元提高到30多元。

哪里艰苦到哪里去，1959年，县里要在一片荒山坡组建光荣敬老院，又派她去负责。那是一桩更艰难的工作，而她的工资则相反，不但不升，反而降为收入20多元。她很为难、犹豫不决，那时，她坚持不懈积极要求入党，党组织说：去吧，要经受得住考验。

她去了那片荒地，经受组织的考验，更是经受人生的考验，却仍被挡在党的大门外，永远面对并承受--这片遍布疮痍的土地和现实。

大校场，在当地也读大“窖”场，“窖”是葬的意思。大校场，古代的演武之地，演武时演死的人，就地埋葬，早已落魄为一片荒山野岭，人高的荆棘丛中，时而冒出几座坟墓，随处可见森森白骨。

老枯树、荒草，地洞中出没着蛤蟆、野兔、大极了的蚱蜢、油葫芦、蟋蟀。有一只鲜艳如火的红狐狸，常常从眼前一掠而过，熟悉了，它有时会突然出现在屋门口与她对视。

过过野人生活的彭国涛，并不惧怕大自然的荒凉，她喜欢那只火狐狸。

选择地址、设计绘图、选料、请工、监理、参加义务劳动……一应事宜，无不艰辛，由她全程料理。一切从头干，从头学。遇到太困难、伤心的事，她流着泪想：再困难也要挺住，要干，这是党在考验我呢！

半年后，第一幢住宅拔地而起。几经动员，烈属们却不愿意去住，认为：光荣敬老院只是嘴巴上光荣，生活艰苦，一伙鳏寡孤独凑在一起不体面。她第一个便把老母亲接进院，她的母亲是一个座标，是全县举足轻重的烈属代表。接着，她动员第4街烈属第一批入院，然后把城关镇一街一街的烈属，及全县的烈属老人接入院内。

数十位老人的护理，吃喝拉撒，衣医住行，无异于一堆堆难缠的乱麻。那年，她42岁，担任宁都县光荣敬老院院长。从此，她深陷其中数十年，不能自拔。

三

以40余岁的健壮年华，徐徐注入鳏寡老人们衰朽的躯干，彭国涛迎得了信赖。

松风飒飒，蒿草森森，日睹狐兔出没，夜见磷火闪烁。属兔的彭国涛，不畏凶狠残忍的仇敌，长的却是兔子胆。然而，她又怕不了，走马上任，出师不利，第一个星期，有两位老人接踵去世。

为避邪，院里的人大部分躲离了。院里无男丁，彭国涛就自己动手，按地方风俗买水为死者擦洗净身，与院里唯一的女服务员，抱头扛脚，装殓入棺。死人入殓，要在灵堂里停放7个7，7个7，49个夜晚都要有人守夜。别人不守，彭国涛就自己来守。

山荒夜寂，风声鹤唳，鬼哭狼嚎，无不骇人。为了壮胆，夜里不敢熄灯，山风过坡，呼--一声，灯火像似鬼火摇晃，屋子里一阵乱响，火“卟”地灭了。那一只火红的狐狸，会跑到屋里来与她作伴，把她们吓得半死。保险起见，她们便点燃两盏灯火，却又心痛油钱。为了省油，后来，她干脆要求丈夫每晚收工后，赶到敬老院来陪住。

死人难守，活人更难护。逢风雨之夜，行动不便的老人起夜，她也得起夜。数月下来，她面黄饥瘦，脸庞小了一圈。再这样拼下去，命都会拼掉。家人劝她别干了，一月25元收入，值吗？她置之不理，说，再困难也要挺住，要干，这是党在考验我呢！考验，你们知道吗！

非共产党员彭国涛，记住父亲是这个县共产党的创始人，她处处照父亲的样子去做，也就是共产党员了。

40多个烈属，7老8十，个个都是烈士的父母，现在只能靠自己来做孝子。他们都是自己的父母一般。精心照料着入院老人们的生活，人病了，她当护士；人死了，她当孝女；老人事多，这个不病那个病，她常常中夜而起，为老人到水、喂药、掖被子、端便盆；白天则缝补浆洗采买物品，忙碌不停。

她日夜奔波，为敬老院接进了水、电；建起了院墙，喂猪养禽，种植了4亩柑桔树，数十株板栗；开垦了3亩蔬菜地，每年可达几千元收。她收留三个孤儿，一个成了国家干部，两个成了敬老院的强劳力。

敬老院的条件日益改善，生活越来越好。老人们由不习惯到习惯，继而把敬老院当成了自己的归属，自己的家。有几位老人，还认彭国涛作契女，把她当成亲生女儿。她则把院里的老人都当作父母。可是，一人服侍40多个父母，父母是不是太多了！

40多个父母确实太多了，但他们都是烈士的妻子、父母，他们倚门倚闾，烈士在九泉之下会不安的。想到烈士，彭国涛不嫌多，始终不厌其烦，一如既往地侍候老人们。

90多岁的老人陈门女，瘫痪在床，大小便失禁。一日两次，彭国涛用热水为其擦拭身子换衣服，直到半年后病故。

卢方才老人神经失常，是个文疯子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且时有惧人之举，人们都离他远远地，只有彭国涛一人服侍、调教他煎药、喂药、喂饭、喂水、抓屎抓尿。另3位年岁太高的老人，行动不便，诸如洗衣服、晒被子、生火笼暖脚，所有的杂事也都得彭国涛亲自料理。

开荒种菜，栽种果树，养猪喂鸡，天气暖和的日子，她会带一些健康的老人去拔草，收获果子……院里的生活逐渐得以改善。

渐渐地，彭国涛成了老人们的手、脚，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。老人们信任她、爱戴她，离不了她。

有一年，县里筹建按摩诊所，调她去担任所长。只两天时间，老人们怅然若失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几十名颤颤栗栗的老人进城集体上访，流着泪水坐到了民政局里，不吃不喝不讲道理，硬是要上面把“彭澎的女”调回来。老人们的子女的名字，就是该事的革命历史，这个事件惊动了县城，人们突然想起，原来世上还有这样几十名颤颤栗栗的老人，想起了“彭澎的女儿”，想起了彭澎。

彭国涛的婚姻，既是在“蒺藜丛下躲雨”，没有躲过雨是另一回事，却必然要挨刺。

历史问题不但会历史下去，而且会变得现实起来，成为现实问题。“文革”时期，丈夫的白军大兵身份又一回大大张扬，她全家再次受株连，下放到偏远的琳池乡。一年后，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，陈昌奉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，回家乡来看她。询问她的情况后，说：“你是老革命，烈士的后代，应该彻底落实政策。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。”

从乡下赶回来，她被接见，只提了一个要求：恢复工作。

在省领导面前，县领导也慷慨大方得很，赶紧说：提吧，县革委会正缺人，到哪个部门都行。你是老革命，工资、待遇补发补办都应该。

那场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可以对以往的历史失误进行修正，也可以对以往的革命进行革命。

她开口了，却要求回光荣敬老院，说：“那儿，还有几十个烈士的父母，没人关照，吃喝拉撒都成问题，生老病死都没人管！”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下放的数百个日日夜夜，几十位烈士的父母，萦绕心间，成为她心灵的创伤和恐惧，以及丧失家园的那种致命的孤独和隔绝。她的眼睛和神情，涌流出一种人性的震憾力：炮打火烧的“文革”硝烟中，她必须去引渡老人的灵魂。

光荣敬老院--那是她的全部世界，她要为革命老人做一代孝女。

对于敬老院，“文革”中多有微词：光荣敬老院--嘴巴上的光荣；院长--实际上是老保姆。听了她的选择，陈主任与县革委领导对视，欲言又止，只得随她去了。

时间的风霜，无比凌厉，在彭国涛额头上镌刻下深深的皱纹，她老了。近十年来，她不仅担负着敬老院里繁重的工作，还兼职当人民陪审员、县人大常委、县政协常委，从事大量义务的社会活动。

多年来，她以忘我的工作为“彭澎的女”，赢得了一串串荣誉。她曾三次上北京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；多次受到华东军区陈毅司令、民政部、天津、南京市人民政府、江西省人民政府宴请；曾数十次荣获全国、省、地、县“双拥”先进个人奖、“老有所为精英”奖等。

闲下来时或梦中醒来，她会突然想到那只鲜艳如火的狐狸，它到哪里去了，怎么不来看我呢？！

敬老院里，她上上下下忙碌着，随时是和颜悦色的，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。这种笑容，只有与世无争，生活上感到满足的人才会有。

但她并不满足，她的入党要求没有批准。她认为这个党是她爸爸的，她一定要加入，年年都递一份申请书。

她感到苦恼的是：年复一年写申请，考验了40多年，怎么党就不批准自己？

四

1985年，老枝萌芽的季节。

彭国涛往来于县委党校的路上，荣幸地参加了县直属党委举办的党训班。上百名青年男女间，突兀着一个白发皓首的老人。青年们从小听她讲传统长大，以为这位老奶奶是来讲党课。令人吃惊：这个响当当的先进，三次进北京参加国庆观礼，数次到省里参加“双拥”先代会，年年上报、广播表彰的人物，竟是党外人士？

彭国涛也十分吃惊：过去自己要求入党时，没有一个人要求入党。现在，要求入党者竟然成群结队。

不知是第多少次进建党对象培训班，结果仍是“陪训”。每一次培训，几乎所有的受训者都入了党，唯她例外。问其原因，谁也不知道，成了一迷。

她说：“组织上一直在考验我，50年了。”

1987年７月，当年曾劝她离婚的刘师长回乡，在县委大院，大发其火：“彭澎的女不是共产党员，谁还配？”

--两个月后，她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。此年，彭国涛72岁，申请入党52年，被考验52年。从“共青团”到中国共产党，这一步，竟跨越了半个多世纪！入党不久，她就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

也许，她早就是一名优秀党员。她“早就是”的东西很多，却不是。是――不是，之间真有那么遥远么。

遥远而又现实。4、5个孙子孙女，全体待业，烽烟四起，免不了冷嘲热讽“围攻”她：你是1929的“老革命”，到现在，为什么还不是国家干部？外祖父活到现在，少不了是中央级干部，他为国捐躯，为什么，我们满门忠烈，连一个国家编制的工人都当不上？有人“新革命”，当了点小官，老婆子女安排得风风光光？你死要面子，为什么不帮我们说说话？！

对这些时代的毛病，彭国涛很隔膜，常常无言以对，于是，她就想起了“考验”，猛然冲出一句话：“你外祖父命都去了，尸骨不留，我们又贪什么呢！”

有时，她也奇怪：国家干部60岁“一刀切”，自己70多岁的临时工，怎么还退不下来。敬老院长，虽是不起眼的小官，毕竟是国家这“大组织”的一环，她不想搞特殊化,可是，不想特殊的她，却推辞不了那特殊的职务。

考验、考验，难道这一切都是考验吗？！

那年，日愈苍老的彭国涛，做了胃切除手术，医药费、营养费、生活费……没有出处。有关领导，接待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上访，但不知如何解答这个老人关于“革命干部”和“国家干部”的含义。事实是，尽管她1929年就掖着脑袋“闹红”，至今，只是个每月拿60元优抚金，加上临时工月薪25元等，总收入100多元的优抚对象。当年，她扩红百余青壮年参加红军，有的人成为将军和省市级领导，她却仍是担任宁都县光荣敬老院院长的临时工。

一条布满荆棘充满艰辛的人生之路，她已经执著地走了80多个春秋，迈着龙钟步履，她仍然走得那么从容，走得那么坚毅。

彭国涛是睁着眼睛死的。死前一日，考验终生，久病迷糊多年的她，突然清醒异常，竟像个初世孩子望着面前这个久违而陌生的世界，声音软软地说了一席很“天真”的话。

“我今年86岁，有两件事情想不通：一、父亲为革命割了头，革命成功50多年了，他的头没找回来，连座坟茔也没有；二、自己革命70多年，并非临时革命者，连临时的念头都没有过，还是个永远的临时工。”

彭国涛有个外孙名叫赖国芳，是县政协副主席，他将此言告诉笔者。

我楞楞地想了许久，心情异样沉重：大众传媒、公众目光，有意无意忽略了那苦难历史。这种忽略，是一种群体忘本，比事情本身更加残酷。

彭国涛留给这个世界的话语，柔柔的，却突兀、尖锐。她终生都在经受这个社会的考验，也用一生来考验这个社会。既是考验，总该有个结论吧。这个社会对她的结论，她对这个社会的结论会是怎样呢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