贺怡是毛泽覃的第三任妻子。毛泽覃则是贺怡的第二任丈夫。

说不清，是人缘还是天缘。响当当的“井冈二枝花”，大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，妹妹贺怡亦成了毛泽东的弟媳，在苏区一时传为佳话。这对贺氏姐妹跟着毛家兄弟，一道白手起家，一道打天下。孰不知，人变一世，天变一刻。受苦有份，享福无缘，等待她们的是无尽的无奈和遗恨┅┅

一

毛泽覃最痛苦、最孤独时，贺怡似一朵出水芙蓉呈现在他身边。

时在1929年１月20日，红４军主力挺进赣南，在大余县遭遇强敌偷袭。３１团３营党代表毛泽覃在战斗中不幸负伤。部队转战到达吉安东固，随后挥戈闽西。

毛泽覃因腿部负伤不能随军出征，留在东固西村红军家属王伯母家里养伤。养伤期间，他被告知担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、东固区委书记。

大部队似一条游龙，瞬息间走得无影无踪，屋子外鸦雀无声。

一股失落感袭上心头，毛泽覃霍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疼痛立即触电般从腿部传遍全身。虎落平原呀，他叹了口气：怎么会这么倒霉呢！抚摸着伤腿，无可奈何地向后一昂，斜靠在床铺上，不一会儿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绕过一片竹林，年方１８岁的贺怡，款款而行，来到王大娘家。

她是毛泽东的小姨子，因为一层亲戚关系，赣西特委收阅了毛泽东来函，知道他疼爱小弟，特意指派贺怡专门掩护、护理毛泽覃。

这是贺怡与毛泽覃第一次见面。她好奇地绕着这位睡眠中的毛泽覃转了半圈，打量着他的脸，看他与姐夫毛泽东长得像不像。

“啪――”一不小心，她绊倒了一条南方乡村特有的那种小竹椅。

毛泽覃从梦中一跃而起，剧烈的疼痛又把他按在床上一动也动不了。

眼睛一亮，竟是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站在面前。瞬间，旷夫的眼帘，色彩纷呈。这一幕，很象当年兄长一脚踏上井冈山，发现草寇窝里有个靓妹子贺子珍那样，惊诧不己。

正在犯迷糊，那少女嫣然一笑，率自开了口。

“哎呀，毛书记，把你吵醒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么子关系的。”毛泽覃连忙微笑着问：“你是房东家的？”

“毛书记，您贵人多忘事，您不认识我？”贺怡盯着他∶“想想，我是您家亲戚哩！”

毛泽覃认真打量面前这个美丽的少女：她长得脸庞红润，面如满月，眼睛明亮如星星，似曾相识，又……他不得不摇了摇头∶“嗯，好像见是见过，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”

“卟哧”一声，贺怡格格笑了起来。笑了会，她心想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促狭促狭这个“背时鬼”。于是，一拧腰，挺了胸，清了嗓，作模正样地唱起歌谣∶

造福人，不享福，

雇农自己没有谷，

泥匠自己没有屋，

木匠自已没凳坐，

裁缝自己打赤膊。

毛泽覃更有了几分惊奇，几分迷蒙。这歌子，分明是在黄洋界下乔林乡，自已搞土地革命时写下的，独独今日，这小女子竟唱了去。她究竟是哪个？！

“小同志，您是谁？”他笨拙地问∶“是不是乔林茶亭那卖酒的细妹子┅┅”

“去你的┅┅我是贺怡！是你毛家‘小姑奶奶’！”贺怡又是大笑，一个指头硬生生戳过去┅┅

“哎呀，你这调皮鬼，早听说了，真坏！”毛泽覃明白上了贺怡的当，不由得也哈哈大笑起来。这是他负伤后的第一次开怀大笑，笑声在屋子里震荡，把梁上的灰尘都震落下来，也抖落掉他满腹惆怅、郁闷。

┅┅

果然，养伤期间充满了欢乐，竟是他一生中笑声最多的日子。

为了给毛泽覃增加营养，贺怡经常在冰凉冰凉的水中摸鱼虾、捡田螺，到树林里去采蘑菇，冻得手脚通红通红，叫人见了心痛。她自己却不以为然，每次回来都乐不可支，有时放一束山花在他床头；有时抓一条小泥鳅，放在毛泽覃手上钻来钻去，钻得手心痒痒；有时，她会悄悄放一只小螃蟹在毛泽覃身上爬，用一对钳子钳他一下，弄得他惊惶失措叫喊起来……斯文扫尽，哭笑不得，面对贺怡却无可奈何。

每日熬药煎汤，配合老郎中疗伤换药，这些又脏又累的活，到了贺怡面前都变成了快活。

有一次，药材用完了。老郎中整天愁眉苦脸，对着毛泽覃不知怎么办。

“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贺怡笑着，轻松地说：“采呀，草药不就长在山上吗？”

“春雨潇潇，山高坡陡，路上泥汤滑水，谁敢去采呀？”老郎中嗫嚅着说。

“当然是我去采罗，”贺怡手一比划，格格格地笑了起来：“不过，你老先生要略加指点，可不能保守技术啊！”

难事，到了容易人手里，也就变成容易事。苦事，到了快乐人面前，也就变成了乐事。

这天，贺怡邀了几个本地妹子，在老郎中的指挥下，到十几里外的深山挖草药。每个人滑了好几跤，个个跌滚得象泥猴子，回来的路上，恰遇一场大雨，哗哗啦啦，倒把一身一脸的泥巴洗去，把草药也洗得干干净净。多么有趣啊！几个淋得象落汤鸡般的妹子，从雨帘中冲进屋子，就在隔壁房内脱衣拧水，擦拭身子，叽叽嘎嘎，嘻嘻哈哈，一浪一浪的欢笑声此起彼伏，青春的气息，似大潮般向四方扑腾。

毛泽覃微笑着、微笑着，心里一阵阵漾起的可不仅仅是感激、感动。

二

一条碧绿的小溪，蜿蜒流过群山环抱的东固西村，溪流两岸，黄澄澄，一望无垠的油菜花。

清新的空气，夹杂着淡淡的油菜花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伤势逐渐好转，贺怡扶持着毛泽覃常在溪边散步，丽日春风迎面吹拂，毛泽覃与贺怡坐在绿草如茵的溪畔，无话不谈。

过去，他们都知道对方是年青的“老”革命，心怀好奇。这段日子，两个亲戚，渐渐地由陌生而熟悉，转向推心置腹，敞开各自的思想、经历、家庭……

毛泽覃首先向贺怡直露胸襟，揭开了自小投身革命的秘密：

一家三兄弟，毛泽覃最小，长兄毛泽东长毛泽覃12 岁。真正是长兄如父。1918年春，毛泽东带着13岁的毛泽覃离开湘潭，一道乘船前往湖南省会长沙，把他安排在自己教书的长沙师范学校附小读书。从此以后，毛泽覃的整个青少时代，就一直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心教育下学习、生活、工作、战斗……

13岁的毛泽覃，一双好奇、聪慧的眸子，始终注视着这位大哥：他与朋友们秘密聚会，高谈阔论；创办《湘江评论》；发起驱逐湖南督军张之洞的学生运动……耳闻目睹，深受影响。毛泽覃言行举止间，少不了革命气味，16岁那年，便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

17岁那年，毛泽覃小学毕业，进入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一所补习学校学习，同时，利用业余时间，在一个工人夜校任教。

┅┅

望着发育得身高体健的弟弟，天天在自己家里来来去去，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为其设计人生，培养其社会实践能力。

“润菊，”一天晚饭后，毛泽东与弟弟聊天：“你现在虽然办过工人夜校，但还是一身学生气，应该深入到工人中间去，和工人打成一片，体会他们的疾苦，这样才能更快地锻炼、提高自己。”

毛泽覃感到茫然：“我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到常宁水口锌矿去吧。那里的工人最苦，斗争积极性最高。不久前，我去过那里。”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端出来。

“好，我去。”

弟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，反而让哥哥觉得不放心。1923年初春，弟弟被中共湘区区委派往水口锌矿从事工运。由于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，毛泽东夫妇都前往送行。“一定不要瞧不起工人，要亲自同工人们一起参加艰苦的劳动才能与工人交朋友……”毛泽东反复交待说：“千万莫大意，要提高警惕，矿主、军阀随时都可能来捣乱……”

按照哥哥的交待办，毛泽覃的工作果然出色，当年10月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第二年，毛泽覃被调到长沙，担任共青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。正值国共合作，北伐开始的大革命高潮时期，毛泽覃立即仿照大哥的办法，创办了一份《青年妇女》杂志，将长沙团组织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。

1925年春，大哥大嫂从上海来到长沙与小弟会晤。兄弟俩对革命形势进行了促膝长谈。

“润菊，中国的革命，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，是搞不起来的……”毛泽东将自己深思熟虑的思想，讲给小弟听。

“苏俄十月革命可不是这样的啊！”起初，毛泽覃对大哥的想法，甚是不理解。

“你到过水口锌矿，你知道，中国的社会现状与苏俄不一样……”

长谈后，毛泽覃决定随大哥到湖南乡下去开展农民运动。大哥一边养病，一边调查湖南农民运动，毛泽覃则开办农民夜校，组织农民协会。兄弟协力，工作开展得风风火火，其活动引起当局警惕，军阀赵恒锡公开通缉搜捕毛泽东。于是，毛泽东带着小弟离开湖南，来到了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。

对于毛泽覃来说，这是极其重要的一行。期间，毛泽东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教员，后又担任讲习所所长，主办第6期讲习活动。毛泽覃则到了当时由陈延年、周恩来和张太雷等人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工作，在区委组织部任秘书。从而熟悉了一批中共最优秀的领导人。

1927年４．１２事件发生后，毛泽覃又随毛泽东来到武昌。南昌“８．１”起义后，毛泽覃奉周恩来指示随起义部队转战，直到朱毛会师井冈山。

中国工农红军第４军成立时，原毛泽覃所在的第１师第１团，改编为红４军第３１团第３营，毛泽覃担任了营党代表，直至这次大庚岭负伤……

贺怡觉得，毛泽覃的革命生涯与自已有相同之处。他离不开大哥，而自已呢，自已的学习、成长以及参加革命也是紧紧地跟着姐姐贺子珍的。

１９２２年３月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沙田惨案，消息传到永新秀水小学，当班长的贺子珍，在进步教师的组织下，领头响应，带着妹妹贺怡参加了游行示威。１９２６年，北伐战争爆发，当年９月，北伐军攻占永新，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，成立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县党部，１７岁的贺子珍担任了县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，１５岁的贺怡担任副部长，哥哥贺敏学担任了民商部长。

１９２７年３月，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贺家三兄妹，被批准转为中共党员。５月，贺家三兄妹都当选为中共永新县委委员，贺子珍还担任了县委妇女部长，贺敏学担任了青年部长。

“４、１２”惨案，蒋介石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。形势十分紧急，上级将贺子珍调任中共吉安地方执行委员会妇委主任，贺怡接替了姐姐的工作，担任了中共永新临时县委妇女部部长职务，担起了领导全县妇运的担子。不久，革命形势急转直下，在永新反革命政变的大屠杀中，贺怡护理父亲贺焕文、母亲温吐秀深夜逃出魔掌，避难吉安青原山，然后调往中共赣西特委……

交谈中，他们都被对方的坦诚、对方的革命家庭以及交谈中渗透的勇敢、聪明才智所吸引，所感动。

毛泽覃讲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两次婚姻情况。由于环境异常恶劣，曾与自己结成伴侣的赵先桂、周文楠，先后离开自己，天各一方，婚姻名存实亡……

夜幕四合，说到这里，毛泽覃一声长叹，停止了述说。

“婚姻……没有什么办法，怕是命中注定了。”歪躺草地的贺怡，自言自语。她早已是一脸迷惘、一脸惆怅。

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毛泽覃醒悟过来，问道。

春夜寂寥，星空高渺。贺怡幽然说：“小老兄，婚姻，我比你苦啊！”

“你的婚姻，你不是还没有婚姻吗？”毛泽覃一楞，向贺怡投去关切的目光。

贺怡却欲言又止，改口道∶“这里没外人，我下溪里洗洗。”

毛泽覃∶“水冷，小心着凉。”

贺怡白了他一眼，下到水里，不一会，她尖叫一声，边说有蛇边扑到毛泽覃身上。

毛泽覃忍着伤痛，一手搂着水湿的贺怡，觉得她既亲切、又陌生，心头扑扑跳着┅┅

几天后，贺怡不辞而别。象团雾，来也偶然，去也突然。对于毛泽覃来说，这种机遇也象坠星一掠，似乎那么的短暂，仿佛又在一眨眼间。更使毛泽覃不解的事情，接锺而来┅┅

三

性格开朗、活泼的贺怡，似一团热烈的火焰离去，随即于１９２９年４月与刘士奇结婚。弹伤初愈的毛泽覃，得知她的婚姻并不快乐，怅然若失。

多年担任妇女部长的贺怡，不知把多少妇女从屈辱婚姻、罪恶婚姻、不平等婚姻中解救出来……深知封建包办婚姻的危害。她不但不封建，且大胆泼辣，风风火火，只要认准的事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压不倒她。

可是，为什么她明明不情愿，却又去成全那并不愉快的婚姻呢！

明白人作茧自缚，自钻樊笼。婚姻，这是一个怎样的谜呀！

提到贺怡的前夫刘士奇，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是个胆识过人，敢作敢当的汉子。

刘士奇年长贺怡１１岁，其少时患了一场大病，病愈后头发纷纷脱落，便有些光秃。为了遮掩，他像许多秃顶人，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，加上平时工作繁忙，不修边幅，他显得很出老。赣西南特委给他安了个外号：“老夫子”。

这位老夫子办事持重、老成，却特别欣赏青春活泼的贺怡，像大哥哥一样关心、帮助她。那时，贺怡的父母因留居青原山不安全，被党组织安排在一个村镇摆小摊子维持生活。刘士奇得知后，嘱咐特委后勤人员给予经济周济，并多次前往看望二老。在一次特委会上，他提出，特委缺一名文书，可叫国文功底扎实的贺焕文担任。

此议一出，立即遭到反对，有人提出：贺焕文出身不好，成份不好，政治上不可靠……

贺怡的父亲贺焕文，祖籍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，世代务农，到了他祖父这一辈，成了永新旺族，家产丰厚，买下了二百来亩茶林和二十亩土地。家中富裕起来，贺焕文就上了私塾，成了读书人。

那时，花钱可以买官。贺焕文捐了个举人，当过安福县县长。但事与愿违，他官运不通，当县长时间不长，便被罢免，折身回到永新，在永新街门当了个“刑门师爷”，不久被一场官司牵连，啷当入狱。为赎他出狱，家产几乎卖尽，从此家道中落。

出狱后的贺焕文，看透尔虞我诈的官场。淡出仕途，改行经商。

当时，刘士奇对大家分析说：“贺焕文虽做过官，经过商，却一直受到官僚地主的排挤、压迫。大革命中，他支持子女参加革命，５个子女有４个现在革命队伍，一个小女儿被敌人挖掉双眼，生死不明。他的亲友也受到牵连，被抓被杀了几十人，他与国民党有血海深仇呀！”

持不同意见者，被说服了。

担任特委机关文书后，贺焕文、温吐秀夫妇和贺怡住在一起，生活安定。刘士奇抽空常到她家走走，嘘寒问暖，帮助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，赢得了三人的好感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刘士奇对贺怡的感情日愈增长。有一天，二人单独在一起时，刘士奇忍耐不住，终于披露了自己的心迹：“……我很喜欢你，我们的关系，能否在同志关系上再进一步发展呢？”

他火辣辣的眼睛，直勾勾地望着她，透射出无限爱情。

对视他渴望的眼睛，贺怡吓了一跳，像只受惊的小白兔，惧惧地望着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以前，她把他当导师、长者、领导――工作层面的人。不是爱不爱，而是她情窦未开，不懂得爱。

这个天性活泼、嘻嘻哈哈、风风火火、敢怒敢骂的姑娘突然哑了。猝不及防，她面对着一个向来严肃认真的人，遇到了一个不能嘻嘻哈哈的问题。尤如一个犯规被老师逮个正着的学生，她面红心颤、手足无措，许久许久，她才轻轻说：“秘书长，我还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哩。”

“喔，是这样，那你回去想想吧，不要勉强。”刘士奇经过“漫长”而艰难的等待，亦是尴尬不已，怏怏而去。

贺怡憷在那里，果真“想”了起来。爱情，是一种自然的真情流露。若要硬去“想”，那本身就已勉强了。想，对于一个没有爱情体验的人，是很难想出什么结果。她陷入了莫名的烦恼中。

知女莫如母。女儿的心事，逃不过母亲的眼睛。当晚，在母亲的盘问下，贺怡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二位老人。按农村规矩，这种事情原本就该父母操心。于是，二位老人承揽此事，开始帮助她“想”。

“刘秘书长是个好人。”这句话定了个基调，嫁好人没错，你不可能要嫁坏人吧。温吐秀想了想又说：“就是年纪大一些，显得老气。”她怕扯远了，赶紧倒回来：“老气并不是老，相差也不算太大，还配得来。”

贺焕文在一旁早就忍不住，立即接口，说：“你们年青人，什么爱呀恋的，哪有那么多名堂。我跟你妈妈成亲前，连人都不认识，现在不是很好吗？我们避难在这里，处境艰难，也指望有个靠山。你能找个靠得住的人，我们就放心。”

这几番话虽然没有什么道理，却是现身说法，来得很实在。按“实在”和“革命”的标准，刘士奇倒也很“标准”：首先，他是好人；第二，他靠得住；第三他也当得靠山。

贺怡说不出什么反对意见。

此后不久，赣西特委书记唐在刚，亲自上门为刘士奇提亲做媒，贺焕文夫妇便一口应允。没有爱情的婚姻，就此罩在贺怡身上。

十几年后，贺怡在延安写的自传中，重新审视了这段婚姻：“１９２９年４月，我在父母支配下与刘士奇结婚，婚后生活并不愉快。”

岂止“并不愉快”，其实是颇为痛苦。由于性格上的巨大差异，婚后的贺怡与刘士奇保持着上下级间的礼貌、客气和距离。

笔者亦感奇怪：似贺怡这样天地不怕，大胆泼辣的革命女子，担任过妇女部长，从事多年妇女工作，解除过多起不平等婚姻的――贺怡，在自己终身大事上，竟然没有一点革命举止，也陷入了婚姻的悲剧之中。从而，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。

也许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贺怡与刘士奇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，会加深了解，建立真正的爱情，成就一桩美满婚姻。然而，历史，没有为其提供那种机会，反而早早地把他们拆散了。

１９３０年２月，刘士奇担任了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，贺怡也当选特委委员，任特委妇女部部长。

也在那年８月。贺怡生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刘子毅，当时，东固的局势并不很稳定，刘士奇决定让贺怡到赣南老区去生育。护送人则选择了她的亲戚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。毛泽覃陪贺怡来到兴国，谁知兴国也不安宁，按李立三批示，正沸沸扬扬说要攻打南昌、赣州，会师武昌……经组织研究，由地下党员蔡福兰带往田村宝华寺生育。

毛泽覃心里不太高兴。路上，曾悄悄地对蔡福兰说：“她自己才拳头大，就要生孩子了。”尴尬的毛泽覃随后返回，由一姓曾的村民带路，经崇贤往东固。临别，毛泽覃送一把七星剑给曾作留念（现陈列于兴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）。蔡福兰在宝华寺旁开了一家裁缝店，负责掩护工作。待贺怡生育、满月后，又一路送回东固，前后有3个月之久。

也就是在那年8月，中共赣西南特委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，会议贯彻李立三“左”倾冒险错误，指责刘士奇反对中央“会师武汉，饮马长江”的战略方针，刘士奇受到严厉处理：撤销特委书记职务，责成其去上海（中央）受教育。

一夜之间，刘士奇由好人变成坏人，由靠得住而靠不住，由“靠山”变为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

当时，不知道是否“一荣俱荣”，还是“一毁俱毁”。株连，首先涉及贺怡，抱子刚回的贺怡，不但被停止工作，也停止了过组织生活。连她的父亲贺焕文，也被解除了特委机关的文书工作，调到一所小学教书……

风萧萧兮，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回还。

刘士奇这一去，就意味着妻离子散。平日，刘士奇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很少顾家。他眼蓄着泪水远行了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，泪水打湿了枕头，打湿了爱子的襁褓……刘士奇离开赣西南后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后来，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，红二十七军军长等职，１９３５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。

经考察，新任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，认为贺怡并无犯错，恢复了她的工作。不久，调其任永（丰）吉（安）泰（和）特委委员、保卫局长兼妇女部长。

１９３１年６月，毛泽覃调任永吉泰特委书记，兼独立五师政委。两人原本熟悉，加上工作联系、合作，交往十分密切。他们一块儿扩红，一块肃反，一块拥军支前。有时，二人分头下到乡村发动群众，等到夜里贺怡还不回来，毛泽覃就步行十几里去接她。贺怡在生活上对毛泽覃细心照料，体贴关怀。两人年龄相邻，性格相近，志趣相投，情感日愈加深，谁也离不开谁了。

有一天晚饭后，二人登上了特委所在地旁边的山岗，漫步高大的杉木林间，微风徐来，双方突然一言不发，气氛显得有点异样。

“贺怡，有一句话我想了很久。”

贺怡的心一阵剧烈跳动，眼看着他：“那你就说出来吧。”

“贺怡，你是个好同志。”毛泽覃的声音有点发抖：“我们从相知到相识，相处得一直是那么融洽，我想，我们能不能进一步成为伴侣呢？”

一阵晕眩，满面绯红，贺怡低首不语。毛泽覃有点着急：“说话呀，你一向直来直去，有么子话就说嘛。”

贺怡抬起头平静地说：“我和刘士奇的那段婚姻，你知道，我们还有一个孩子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你和刘士奇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。孩子是革命的后代，我们都有抚养的责任，这个你放心。你知道，过去我也有过婚恋，也都脱离了婚姻关系。我们的命运相同，情趣相同，真心相爱，多么有意思呀……”

经组织批准，１９３１年７月２０日，毛泽覃、贺怡结婚，距毛泽覃调入永吉泰特委任书记仅一月。婚后，二人心心相印，互敬互爱，感情甚笃。

随着红军的迅猛发展，红区也在不断扩大。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动议，经四次延期，终于确定了时间表。10月下旬，毛泽覃、贺怡率“一苏大会”代表团，双双来到瑞金。此时，二哥毛泽民、二嫂钱希钧也来到瑞金，参加 “一苏大会”。

分别多年的毛家三兄弟，不期而遇，与贺家三兄妹在“红都”瑞金大团圆，聚首沙洲坝，畅谈国事、家事。

这次，贺焕文、温吐秀也搬迁到瑞金，住在县城西南的塔下寺。

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，定都瑞金。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。

大会结束后，毛泽覃、贺怡高兴地返回吉安。

1932年9月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。

四

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，毛泽覃、贺怡奉调瑞金。毛泽覃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。贺怡生育不久，将刚刚满月的孩子交给母亲抚养，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。这个孩子，后来在战斗中失散。 

不料，与当主席的大哥在一起，他们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欢乐，反而遭受一连串无情打击、迫害。

那时候，苏区中央局宁都小源会议刚刚开过，解除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、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。初当主席的毛泽东，正在瑞金坐冷板凳，处于挨整的地位。

随即，博古率上海中央局来到苏区瑞金，矛头更是直接指向毛泽东。

投鼠忌器，当时的左倾领导人博古，要大整根深蒂固的毛泽东，也不那么简单。于是，敲山震虎，他寻隙先在福建搞了个“罗明路线”，大批特批，继而，又将毛泽覃等人打成了“邓、毛、谢、古”反党小集团，作为江西“罗明路线”的代表来批判。

其时，被打成“邓、毛、谢、古”小集团的几人，罢免了职务，解除了武装，并下放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劳动、工作，类似“文革”期间的“监督劳动”。

毛泽东是个性情中人，十分注重亲情。而在所有的亲人当中，他最疼爱聪明过人，敢作敢为的小弟毛泽覃。但是，人在厄运中，一切都无能为力。

此事，贺怡多次到毛泽东处哭诉。毛泽东亦无可奈何，曾对贺怡、贺子珍说：“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，要往死里整我了。”又道：“他们整你们，是因为我，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！”

一场声势浩大，反对以邓、毛、谢、古为代表的所谓“江西罗明路线”的斗争，逐步深入，又连累了另一些人，连累的连累，在一串串地进行。

贺怡的哥哥贺敏学，红２４师代师长的职务被撤消，送进红军大学接受审查。贺子珍与曾碧漪一直为总前委管理机要文件，后又兼管苏维埃政府文件。这时，连文件也不要她们管了。贺怡亦被撤职，送到中央党校洗脑子。

“邓毛谢古”反党小集团是先定性，后整材料。首先要求贺怡提供揭发材料，遭到严拒。贺怡则被指责为“邓毛谢古”的骨干，“帮助了小组织形成”，“参加反党小组活动”。成为中央党校的重点斗争对象，连续斗争达一个多月。

倔犟的贺怡暗中以泪洗面，面对面却更倔犟，不屈服、不畏缩，不承认参加“反党小组活动”，不写揭发材料，不写检查。她表现得十分泼辣，硬硬地顶撞，有时，甚至高喊起来：“毛泽覃是个好同志，不是什么反党派别，小组织的领袖。我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，搞过什么反党活动，更不可能担任什么领袖。他干的是革命，我完全同意，完全支持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。”

其时，贺怡身怀重孕，不久便要生育，一些人对她的斗争只好草草结束。期间，她不能和毛泽覃见面。贺怡知道做爸爸的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！生下孩子之后，一天夜里，她避过耳目，偷偷地把孩子抱了出来，给毛泽覃看。毛泽覃凝视妻子：产后的面孔十分苍白，孩子也因缺乏营养而显消瘦，眼睛不由一阵酸涩。

中央党校校长博古，对贺怡的态度十分恼怒，下令开除其党籍。恰巧，出外巡视的副校长董必武返校，立即出面干涉，不同意开除贺怡党籍，并亲自担保，以半年时间对她进行考察。后来，以党内警告处分了结此事，保住了她的党籍。

身心受到这样的打击，贺怡当然想不通，向毛泽覃倾诉委屈。不意，年轻气盛的毛泽覃，在经受一系列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后，成熟多了，不但没有发火，反而劝导她：“革命道路是坎坷曲折的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身处逆境，更要坚强些，要荣辱不惊，经受得住一切打击，继续做好工作。”贺怡默默点头，觉得毛泽覃说得对。 

后来，贺怡回忆这段往事，曾说：“好得董副校长及时回来，保住了我的政治生命，如果董老晚回来一天，我也完蛋了。”

内讧不断升级，战局每况愈下。

战局如棋局，旁观者清。

丧失军权的毛泽东，不失为一位好棋手，始终关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战局。

俗话说：观棋不语真君子。这话不一定正确。比如，毛泽东是真君子，却不能做到观棋不语。他曾多次忍耐不住，主动献计献策。结果，不但没人理睬，他反而因此受了个警告处分。

厄运中的毛泽东，颇能够忍受屈辱。他感受到一种沉重的悲哀，长叹着说：“搞不好，中央根据地全都要丢了……”

１９３４年春，贺怡被“发配”到夏肖区，她带着一个小组在沙洲坝搞查田。

一天，柏树下村一个廖姓农民来哭诉：“我两个儿子是红军，一个女儿是少先队员，一个是儿童团员，我也参加过打土豪分田地。现在，林金生怎么偏要把我划成地主……”说着说着，他就要下跪。

身受冤屈的贺怡见到别人也受冤屈，不由怒火中烧，她带着查田小组来到柏树下村做深入细致的调查，一家一家了解情况，核实数据。发现问题相当严重：苏区中央局派来的查田运动工作组长林金生，执行左倾政策“地主不分田，富农分坏田”，把查田变为查阶级，不但查地主、富农，而且查中农、贫农、工人，并且查到三代五代上去了。给大部分人进行成份升级，有８户中农、红军家属划成地主、富农，抓起来进行打击。

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，贺怡并没有蛮干，她一面向上组报告，一面派人把林金生找来。事关重大，董必武、何叔衡立即亲自来了，何叔衡授权贺怡处理此事。林金生一来，贺怡拍案而起，当众指责：“你把柏树下搞得乌烟瘴气，贫农变中农，中农变富农，富农变地主，贫农也变地主……”接着，她一一例举了林金生弄虚作假的事例。

内心空虚的林金生，吓得额头冒冷汗，嗫嗫嚅嚅地承认了错误。

这件事的处理过程，使董必武、何叔衡、邓发等领导同志，对贺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邓发赞扬她说：“贺怡工作过得硬，很适合搞地方工作。”

不久，贺怡担任了夏肖区委书记，她吃苦耐劳，身体力行，将各项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，成为了瑞金县的一面红旗。

在诬陷中，她用红旗洗雪自己。

五

一意孤行的“左倾”领导，终于把毛泽东、朱德开创的中央苏区的地盘，全部输光。8.6万红军主力，仓促离开了这块浴血经营了６年的中央苏区。

中央苏区丧尽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。怀着身孕的贺子珍，跟随只有“主席”名份的毛泽东，走上血雨腥风的长征路。

“反党小集团”案不了了之，在基层改造的毛泽覃，临危受命，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，红军独立师师长，留下来坚持打游击。

毛泽覃即将率红军游击队转战闽赣边界，党组织考虑贺怡身怀有孕，同时她的父母亲和孩子需要照顾，决定贺怡不随部队行动，携父母往赣州坚持地下工作。

明暗不定的早晨，厚重的铅云压迫着山岭，惨白色的光落在黝黑的贡水上。

三条带篷的大木船徐徐启航，划开一道道粼粼波纹。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的一个早晨，会昌县白鹅洲四码头，正进行着一场秘密的送别。

毛泽覃将两位老人扶上船，内心掠过一丝酸楚，安顿好老人，又送贺怡和孩子上船，毛泽覃与贺怡紧紧握着手，千言万语一时竟无从说起。

毛泽覃与贺怡依依惜别。

贺怡注视着毛泽覃：因日夜操劳，脸庞已明显消瘦，一双炯炯的眸子，却仍透着刚毅、凝重的神情。“泽覃，今后一切要多保重。”贺怡那坚强的眼睛，饱含依恋深情的目光，心头不禁一酸，哽咽着说：“别担心孩子、父母。”

毛泽覃点点头，说：“贺怡，你以后的日子会更困难，但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住！我会派人来看你们的。”

当时，怀着身孕的贺怡，被任命为中共赣县县委副书记，与一家老老少少５口，潜往白区赣县进行地下工作。

贺怡一行的隐蔽行动，由白区工作经验丰富，任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刘少奇亲自布置。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项英，亲自组织实施，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。

这次行程安排，由中央执行委员、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及刘老大负责。王贤选原本是参加长征的，因其长期搞白区工作，熟悉本地情况，为此，毛泽覃提议，周恩来、刘少奇同意他留下。

船上装载着钨砂和谷子，准备运往赣州售出后作活动经费。

第一条船上乘着贺焕文，化名陈焕文，由刘老大开路；第二条船上是贺怡，化名为胡招娣，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小英子，与王贤选假扮为夫妻；第三条船是温吐秀和刘豹（刘伯坚之子，４岁）化名小三子，假扮成祖孙。

开航了，毛泽覃向着顺流而下的帆船，缓缓扬起了凝重的手，

这一挥手，永远凝固于苏区女人贺怡的脑际┅┅

三江水，水深流急，一路凶险难测。

于都贡江，是红军长征第一渡。这里，成了白军阻击红军余部“流窜”的水路关隘。几条白军的汽轮船，在江面上日夜游弋，过往船只，一律扣押。

贺怡一行三条船只，混杂在另外几条船中，驶入了白军的“口袋”。

“哪里来的船，是干什么的，到哪里去？”白军一窝蜂地涌上船，枪械拉得哗啦哗啦响，咋咋呼呼地嚷：“有没有红军在船上，把红军交出来，一律有赏！”

码头守卫，都是驻军长官的嫡系，任务就是收刮民脂，每天从关卡上收取的油水比税收还多。

“老总，我们是从会昌来的。”王贤选上前，笑嘻嘻地说。

“会昌，都有通行证吗？”白军扫了大肚婆贺怡一眼。

“当然有，怎么会没有。”他掏出证明，殷勤地应答。

白军并不看证明，一个个像老鼠钻进船仓，眼睛滴溜溜乱转。

“喂，船仓里装的是什么，这么重？”

“稻谷，吃的稻谷。”

“稻谷，这么重？”

“嘿嘿，还有点子钨砂。”

“钨砂，哈哈，有钨砂？”那个白军笑逐颜开，向岸上高声叫喊起来：“连长，这有一船钨砂--”

顷刻之间，三船稻谷、钨砂，被洗劫一空。

作为今后的活动经费，没有了。经过王贤选周旋、交涉，老老少少三条船上的人，倒是一个不少，渡过一劫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在白军驱逐下，大家仓皇离岸，三船并发，如脱弦之箭向赣州而去。

翌日，烟雨空蒙，赣州已在一望之中。

为避嫌，船靠偏僻的城东磨角上码头。王贤选派船工刘家发上岸，与水西党支部书记何三苟取得联系。何三苟1932由王贤选亲自介绍入党，为人精明，人品十分可靠。

王贤选突然回归赣州，交待任务，何三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。再一看贺怡，虽凸着肚子，一身农妇装饰，那双眼睛明亮如星，可知来头不小。

想了想，何三苟决定将贺怡一行，隐蔽到石人前村寡居的叔母家。

石人前村，山上有块飞来石，形状似人，取名石人前村。

何三苟的叔母李金秀，虽孤身独居，却很爱清洁，三间土木瓦房，收拾得干净利索，桌椅灶台，一尘不染。

贺怡一见此处，便有几分喜欢。

她长年搞妇女工作，经验丰富，开口便喊李金秀：“契娘”。叫得李金秀连连答应，好生欢喜，从此，便认了这个契女（干女儿），以母女相待。

李金秀曾在九江一带做契娘（奶娘），走南闯北，见过世面。对外便说：“胡招娣是我在九江带的契女，她老家湖口兵荒马乱，一家人逃到这里来避难。”

六

风雨如磐，突如其来的打击，一个紧接着一个。

1935年春分之夜，是个无星无月的夜。赣州突然全城戒严，老字号福裕泰染布行被团团包围，如狼似虎的军警直扑后院，将何三苟迅速缉捕。

为了扩大线索，缉拿要犯--毛泽东的小姨子贺怡，严刑拷打连夜突击进行。

几天几夜的毒刑，何三苟被打得血肉模糊，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。可他不愧为一条汉子，豁出一条命，用硬顶软抗，对付软硬兼施。

何三苟究竟何许人也？

何三苟原名何斌，16岁入布行学徒，1926年参加工运，担任过染业工会纠察队长。多年间，秘密来往苏区，组织运送食盐、西药、布匹、汽油等物资。1934年，他化名何光绕，作为白区代表潜往红都瑞金，出席了“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”……

如今，东窗事发，其被捕入狱，事出有因。

为了营救何三苟，贺怡亲自找到何三苟的老婆谢任风，派她去探监。谢任风胆小，说不知怎么个探法。贺怡便教她怎么样进门，怎么样说话。

第二天，谢任风背着女儿，哭哭啼啼探监，花了几块大洋，果然入门。在监狱里，她按照贺怡的交待哭骂：“你个讨债鬼，到底犯了什么法？你要老实告诉我，我好请人保你出去，没犯什么法，也不要乱说！”

何三苟何等聪明，一听这话，知道是组织上派来，便气忿地回答：“帮人家做伙计，犯得了什么法，天晓得怎么搞错了。你回去，告诉老人放心吧。”

贺怡放了半个心，又通过保安司令部的内线，探明了何三苟被捕的内幕。出卖何三苟的人，名叫李文堂，原系县苏维埃工会秘书长。李文堂逃往广东，在韶关被捕，关押于余汉谋的军法处。

李文堂是怕打的那种，鞭子、吊索、烙铁、辣椒水一侍候，他想不供却就供了。说赣州老字号福裕泰染布行，有一个叫何光绕的共党。余汉谋的军法处，立即把线索电报给赣州保安司令赵廉。

“姓何的出来！”

那天夜里，军警们狐假虎威一吆喝，何三苟就出来了。因为，老字号福裕泰染布行，仅一个姓何的。不过，他只承认是姓何的，叫何三苟，不知道什么何光绕、毛泽东的小姨子贺怡，死活不认帐。

这案件，眼看没有什么油水。没有油水的案子，能榨出油水才算有本事的法官。

依照“连座”的规矩，法官又把老字号福裕泰染布行刘老板抓起来。

“连座”谁不懂？就是株连。若何三苟通共，他刘老板也是通共。

刘老板是广东人，外地人能在本地做生意，没有不懂规矩的。他不但懂规矩，而且有后台。后台就是赣州保安司令赵廉本人。

刘老板进了监狱，也不吭声，叫人送了500块大洋去，给赵司令“分红”。

赵司令有点纳闷：还不到分红时间，怎么提前分红呀？

原来，刘老板的染布行，赵司令也是股东。二人是同乡、同商关系，这下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识一家人。

赵司令想了想，就拐了个弯，叫商会出面做保，自己再出面交待法官。

刘老板没通共，刘老板的伙计当然也没通共。刘老板出狱，又把何三苟保了出来。

何三苟不是省油灯，出狱时放了串鞭炮刹秽气，到处说自己如何清白，好像比没有坐牢的都清白似的，从此，再没人怀疑他了。

那天，何三苟、贺怡以及刚从战场回来的王贤选等人，相约在后山石人石下的菜园栽豆子。

脸上、身上伤痕累累，何三苟的伤痛还没痊愈，大家关切地嘘寒问暖。

“皮肉伤，皮肉伤。”何三苟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坐牢就那么回事：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；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。”逗得大家哄然大笑。

“保安司令赵廉还问我……”何三苟想起了什么，汇报说：“有个贺怡从瑞金逃到了赣州，是毛泽东的小姨子，她躲藏在哪里？我说，毛泽东是哪个我都不认得，怎么认得他的小姨子。”

贺怡一听，又气又好笑，脸腾地红了。

何三苟一见，心里有数，也不等她解释，说：“敌人既然对我产生怀疑，还得处处提防，我们要尽量减少接触。另外，他们捕捉的重点是贺怡，必然还会下大力气搜索，石人村离赣州太近，也不是久留之地。”

当下，大家商议决定，贺怡须立即转移。

翌日，贺怡一家搬迁到赣县陈坑，住在王贤选表嫂的娘家。此地距赣州30多里，人烟稀少，十分偏僻。同时，他们规定，短期内贺怡与何三苟不直接会面。

果然，危险随即而至，迁居不到半月，王贤选又突然被捕。

却说王贤选护送贺怡后，按陈毅的指示，返回赣南团团部工作。当时，留守赣南的中央分局已进入最危急境地。为便于打游击，所有中央分局领导都编入赣南团。三个大队的成员为：毛泽覃率领一个大队；刘伯坚率一个大队，其中有蔡会文、梁柏台、连德胜；王选贤及陈友生率一个大队。

3月初，项英、陈毅指挥三个大队分头突围。

蔡会文带部队在前，刘伯坚、梁柏台居中，王贤选、陈友生断后。王贤选率部队登上坪山，前面已经打响。王贤选亲眼见到刘伯坚、梁柏台、连德胜被捕。王贤选与敌人在上坪、禾丰一带转战一个星期，部队被打散后，他悄悄潜入赣州。

祸事引发于一件夙仇。

多年前，王贤选为了完成上级的筹款任务，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率人潜入水西佛岭背，将大地主赖禄财父子绑架数日。经讨价还价，赖家凑了4000块银洋赎人。自此，王贤选便成了赖家的眼中钉，肉中刺，不共戴天的仇人。

红军主力长征，苏区铲平，赖禄财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，遂到处打听，四处寻访王贤选的踪影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人海茫茫，竟然让他找到了王贤选的下落。

那一时期，红军留下的部队相继被击败，一些高级领导或牺牲或被捕。白军的胃口吊得很高。赖禄财告密时，也给王贤选加了一顶高帽子--共产党的中央高级领导。

于是，蒙在鼓里的王贤选被捕入狱，这位共产党的中央“要员”，被带上了两副脚镣、手铐。

监狱里，面对严刑拷打，王贤选接受何三苟的经验：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，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。

“请坐请坐，你就是堂堂的共党中央委员王贤选。”

“什么王贤选，你们找错了人，我叫王中仁。”

“那你，一向在哪里发财呀？”

“我在外面流浪，到处打铁，挣口饭吃，发得了什么财哟。”

审问中，王贤选来了个一问三不知，口缝十分严密。他是吃大河水长大的人，见多识广，岂能被一群军警的咋呼吓倒。

“你在外面打铁也好，打仗也好，都要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，反省自首。”

狱警奉命送来一叠纸张、笔墨，要王贤选写自首书。

王贤选只接纸张，不接笔墨。说：“这个纸蛮好，留给我以后慢慢揩屁股用。那个笔我就拿不起，我这手只晓得拿铁锤，拿竹篙，一个字都不会写，拿不起笔……”

狱警目瞪口呆。对这么一位共党“高级”领导，白军军官恼怒极了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军警们正无计可施，这时传来好消息：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刘伯坚，率部队向油山突围时被捕。

刘伯坚时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，是党的高级领导。

赵廉得讯，喜出望外，有了主意：刘伯坚是共党的高级领导，王贤选也是共党的高级领导，立即安排这两位共党高级领导，在大余狱中相认。

早春二月，乍暖还寒，大余梅岭的梅花正迎寒盛开。

朔风阵阵，监狱里更是凉风刺骨。刘伯坚经历了无数毒打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无伤。

这一日（三月十一日），刘伯坚在大庚县狱中连囚二日，被移囚绥署候审室与王贤选相认。押解途中，带镣长街行。铁镣叮当，满街回响，人群聚拢，争相观看。面对满街观众，刘伯坚豪气冲天，遂一边行走，一边长吟即兴诗《带镣行》：

“带镣长街行，蹒跚复蹒跚。    市人争瞩目，我心无愧怍。

带镣长街行，镣声何铿锵。    市人皆惊讶，我心自安祥。

带镣长街行，志气愈轩昂。    拼作阶下囚，工农齐解放。”

边行边吟，语音朗朗。刘伯坚壮志凌云步入绥署候审室，一眼就见到了王贤选，依然言不绝口地吟诗。吟毕又吟，长立不动，静观举止。

“好了好了，别乱叫啦！”

白军士兵不耐烦，打断了他。

“刘主任，请坐请坐。你看看，听说你被捕，你的老朋友王贤选，特意从赣州赶来看望你！”

白军一军官上前，指着王贤选皮笑肉不笑地介绍。

刘伯坚转头望去，王贤选他怎么会不认识呢？自己的儿子刘豹，正是托付给了他。自己被捕，必死无疑，儿子刘豹近况如何？不过，刘伯坚何等之人，岂能中敌人的圈套。

眼前：王贤选虽然换了一件半新衣服，但脸上的紫痕依然，双目中是漠然之光。

“要砍要杀，来个痛快的。什么王贤选，我不认识他。”

白军军官故作埋怨地说：“刘主任，你们过去在一块儿共事，怎么会不认识呢？”

“他算什么东西，和我共事，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。”刘伯坚越加明白敌人的意图，说完把脸扭转一边，懒得搭理。

“不认识，那不可能。”白军军官还不死心，悻悻地说：“他怎么说认识你呢？”

“我才没有说认得他。”王贤选乘机接口：“我又不叫王贤选，我是王中仁。你们莫名其妙带我到这里，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谎言揭穿，白军军官又让他与梁柏台（中华苏维埃政府司法部长兼内务部长）、连德胜（中央政治保卫局科长）一一对证，他们均装作不认识。大庚相认，阴谋失败，军警们又把他押送到南昌，与被捕的方志敏相认，就更无结果了，于是，王贤选的案件搁了下来，不久被送到南昌感化院做苦工。

七

王贤选被捕，非同小可，他曾任中共赣县县委书记，对整个赣州党的地下工作了如指掌。万一出问题，赣州地下党就可能一锅端。

贺怡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，何三苟、何光富、何光柱、胡由先等人聚拢一起，分析形势，研究办法，决定立即采取两条措施：第一、贺怡一家立即迁出陈坑村，转移到湖边乡岗边排村。第二、通过内线，积极组织营救王贤选。

岗边排距赣州十里多路，是个较大的村庄。村里有座庙，叫做“三宝经堂”。贺怡的父亲贺焕文早年当过道士，此时，又蓄起长须重操旧业，当起了“三宝经堂”的师傅。

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经过了一系列风风雨雨，迁居岗边排村不久，1935年2月，贺怡分娩了，生下一个男孩，起名毛岸成，后改名为贺麓成。这是贺怡与毛泽覃生的第三个孩子，望着婴儿，朝思暮想，她多么盼望毛泽覃能如约而行，突然出现在面前，看望他们母子俩呀。

左盼右盼盼不来，盼来的却是噩耗。

有一天，一个拖着残腿、讨饭找来的失散红军，对她说∶“好嫂子，知会您一声，毛师长在战斗中牺牲了……”

那一会，天昏地旋。那位渐渐隐去的高大英俊的、充满血性的毛姓丈夫，一刹那，浑身血腥地撞上心口，双眼里，他出奇地清哳，如同近在咫尺。贺怡叫不出声，悲哀无助地倚着别人家的门框。这种人鬼殊途的感受，揪扯着她年轻的心┅┅

与妻子贺怡的长久之疼不同，毛泽覃是一眨眼间，妻儿一闪，他便剧痛地死去。

毛泽覃之死，贺怡从好些人口里才得端详。

从赣南突围到闽西，又从闽西四都山区踅回瑞金的毛泽覃，已经衣不遮体，十几曰无炊可餐，饥肠辘辘。他们陷入更加密实的包围圈。所以，他的结局是必然的，而他的死亡过程，却充满巧合。--35年4月25日，在瑞金山区一座名唤红林黄狗窝的地方，他 被敌毛炳文部的便衣队乱枪打死的。那夜，几个夜宿一个破纸棚里。他叫战士何毛狗下山侦察。何走不远，心中害怕，抱着枪团着身躲入丝茅丛睡觉。天亮时，敌人便衣队路过，听得鼾声，捉住何，并且顺藤摘瓜。一时，坳地枪声大作┅┅

夺路而出的几个战士，先后倒地。毛泽覃眼看无望，把文件销毁，领人英勇地拼死冲击，不幸腿部着弹，接着胸部中弹┅┅敌人从他上衣口袋，翻出了一张背后有毛泽东签名的照片，如获至宝，并取了他的首级┅┅

毛泽覃的牺牲，差点把贺怡击倒。她自已告诫自己，必须尽快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，揩干眼泪，独挡一面，领导地下党对敌斗争，以血洗血。 

月子里，贺怡便积极开展了营救王贤选的活动。一方面派人密切掌握王贤选的狱中情况，一方面找到王贤选的母亲、舅舅等人做工作，商讨营救办法。王贤选的舅舅名叫胡叔伦（又名胡子寿），是当地的联保主任，起初有些害怕，经贺怡做工作后，答应出面帮忙。他说：“把人从感化院里救出来，关键是要用钱铺路。”

当时，地下党没有什么活动经费，贺怡一家过着清贫的生活。自己上山砍柴、开荒种菜，平日纳袜底、织纱线帽等换点油盐。为了拯救同志，贺怡把手头仅有的钱，全部交给了胡叔伦，还远远不够。王母救子心切，又卖掉40担谷田作活动经费。

有了钱，胡叔伦以联保主任的名义四处活动，邀请了城乡十大姓氏，60多个保人联名俱保，又亲自为王贤选代办了“自新”手续。当年10月，久经考验的王贤选，终于化险为夷，平安回家。

1936年，白军的“剿匪”、“剿共”集中在大庚、信丰一带，城镇相对平静下来。

正确分析形势后，贺怡、王贤选决定乘敌人松懈之机，抓紧恢复、发展党组织。

每天，她像本地妇女那样，背着孩子混在群众中，一边劳动，一边聊天，晚上则走家串户做工作。经一个时期的考查、考验，她亲自发展了十多名党员，逐步建立了龙庄上、佛岭背、桑芜下、黄沙桥、刘家坊、湖边、石人前、岗边排等党支部。

到1936年夏，恢复、发展了胡叔伦等140多名党员，成立了五个党的区委。经粤赣边特委批准，成立了中共赣县临时县委，贺怡担任了县委书记，领导整个赣南党的地下工作。为方便党的活动，王贤选与人合作，在水西街上开设了一家名为“三合顺”的水酒店；刘兴发开了一家服装店；李声洪则开设了一处茶摊，作为联络处。同时，胡叔伦利用“联保主任”的职权，将党员钟元素、谢华禄、吴继泉、李声洪、方世莹、何光旺等人，分别担任了保长、副保长、甲长。于无声处，赣州一带党的地下活动如星火燎原，向四处漫延。

那一日，贺怡又接到陈毅密信，粤赣边游击司令部要求地下党迅速购一批药品。说到药品，贺怡不由双眉紧皱。入赣州城购买药品倒是不难，就是难以运出城门，头年冬，地下党组织给游击队运送物质，两名同志出城门口时被守卫识破，壮烈牺牲。

怎么办？山上游击队员生活异常艰苦，长年累月在饥寒交迫，缺医少药的环境中坚持战斗。许多伤病员因缺乏药品，被活活折磨而死。药品就是生命，无论如何，也得把药品送到游击队手里。但是，有什么好办法呢？

“可有尿卖--”，“可有尿卖--”。

天已蒙蒙亮，一夜未眠的贺怡刚眯上眼睛，又被隔壁邻居相约进城买尿的声音吵醒。原来，本地农家多以种菜为生，每天有到城里收集尿水、粪便的习俗。她烦躁不已，霍地把被子往头上一盖，哗地又将被子一掀，从床上坐了起来。灵机一动，破怒为笑，嘿，这不就是现成的办法吗！

赣州西津门雄伟、墩实，还是宋朝建筑。此门高三、四丈，连结着一环一环的城堞、城堡、城垛，曾抵御红军六次攻打，秋毫无犯。如今，戒备森严，是出入赣州城的必经关卡。

旭日东升，城门内外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一派喧闹，唯有三三二二挑大粪、挑尿水的经过，人们才捂着鼻子避让。也唯有这些菜农，大摇大摆，毫无顾忌地来到哨兵面前，接受检查。哨兵则憋着气，脸色憋得通红，例行检查的动作特别快。查完，也不说话，只是连连挥手让其快走。

神不知，鬼不觉，这时，药品已经运出城了。原来，贺怡早已安排将粪桶制为两层，大批药品就装入厚厚的夹层内，来来往往，蚂蚁搬家，从哨兵的眼皮底下出城。

几天后，药品运到了山上游击队手里。陈毅不由乐呵呵地夸赞：“贺怡这鬼妹子，鬼点子就是多！”

八

1937年7月7日，“芦沟桥事变”爆发，7月15日，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。南方游击战争终于熬过了最艰难困苦的阶段。

1937年9月21日上午，赣州中华大旅社。

一位村姑打扮的女人，由王贤选、何三苟等人陪同，穿厅而入，走进客房。她摘下花布头巾，竟然是贺怡。项英、陈毅眼睛一亮，赶紧上前，一人握住她一只手。此时，三人心潮汹涌，百感交集，贺怡喉头一哽，泪水涌流，随即放声痛哭，哭得双肩耸动，泣不成声。

项英、陈毅都是千辛万苦，死里逃生出来的人，岂能不理解她的心情，想劝慰两句，却抑不住双泪迸流。倒是一旁的王贤选、何三苟坐立不安，不停地干咳几声。

还是陈毅先反映过来，抚着贺怡颤抖的肩膀，说：“贺怡，这三年你很不容易呀，毛泽覃同志的牺牲对你打击很大，但是你挺住了。在对敌斗争中，你表现得很坚强，现在，我们都回到了党的怀抱，应该高兴……”

项英拉过来几把竹椅子：“来来来，我们坐下来，好好谈谈。”

贺怡在中华大旅社住了两天，除汇报赣州地下党的工作外，还见到杨尚奎和方志敏的遗孀缪敏等人，交谈彼此别后情景。9月24日，项英前往南昌，会见八路军驻昌办事处代表顾建业；致电叶剑英、毛泽东，汇报了南方游击战争情况，恢复了党的直接领导；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……贺怡则随陈毅前往油山，开展南方各游击队改编的工作。

没想到，在油山期间，竟发生了一件奇闻--“贺怡为陈毅开刀治病”，这奇闻在游击队广为传颂。

油山只有土屋、草棚，居住环境特别艰苦，蚊叮虫咬，是常有的事，陈毅并不在意。但，气候已经转凉，活跃的山蚊都是又大又毒。果然，几天后，蚊叮处红肿化脓了，又数日，竟发展为一个大痈，一条腿肿得像个小水桶粗，疼痛无比，陈毅开始发烧。

三年游击战争的考验都过来了，陈毅是何等坚强之人。可是，高烧得迷迷糊糊时，他也时而发出呻吟。卫生员找来了，一见这病状就说：“糟糕，糟糕，问题严重！”原来，这种痈毒十分厉害，搞不好，痈毒就会感染血液，引发败血症，就有生命危险。

同志们都叫卫生员：“医生，你快点治疗呀！”

卫生员也慌了，说：“怎么治，又不能挤压，搞不好更会感染。这要动手术，哪来的刀，怎么消毒，什么设备都没有。再说，我也没学过开刀呀！”

这一说，大家都傻了。那时，油山哪有什么医生，卫生员其实也就是一般的战士。他只知道问题严重，平时，给战士们涂抹点药水，贴块膏药，擦擦伤痛还可以，开刀的事，连见也没见过。

这时，陈毅被痛醒了。一听此言，也有点着急，说：“开刀怎么会没有刀呢，就用杀人的匕首，在火上烤烤不就消毒了。”

都是行伍出身，血流成河也见过，人群中也不乏“二楞子”，大家一听，很有道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却谁也不敢向前，当这“二楞子”。

“那我来试试。”贺怡找来了一把雪亮的匕首，就直奔陈毅而来。

躺在床上的陈毅吓了一跳，忙坐起来问：“哎哎，你会不会呀？”

“以前没搞过，不就是割一刀吗？”贺怡原先护理过毛泽覃，懂是懂一些医学常识，要说会，那确实不会。她实打实地说：“躺下吧！”

陈毅略微犹豫，躺下，说：“来吧，大不了是个死。”不过，后半句话没有说出口来。

由于化脓，痈疮上的皮肤已经很薄，匕首过处，脓血涌出，不一会儿，竟流了一盆，又腥又臭。眼看刀口内还有脓，因为怕感染，却不敢挤压。怎么办呢？贺怡看看大家，大家也正看着她。她看看陈毅，因没有打麻药，陈毅双目紧闭，牙齿咬得格格响，汗如雨下，正凭着毅力与疼痛硬挺。

贺怡心中一热，来不及多想，端起身旁装着盐开水的竹筒，猛喝一口，漱起口来。大家正莫名其妙，只见她俯下身子，嘴巴竟贴在伤口上了。人们没看懂怎么回事，贺怡转身吐了一大口脓血，又俯身对着痈疮吸起来，吐掉，又吸，又吐……大家都惊呆了：世上哪见过这样的医生，这样的疗法！

陈毅睁眼一看，也惊呆了，看着看着，又用力把眼睛闭上。这位枪林弹雨数十年，流血不流泪的名将，此时，止不住的泪水，顺着面颊，汩汩地流淌。战友情谊，山高水长呀。这时，挤满了游击队员的茅屋里，静得没有一点动响，只有贺怡的吸吮和泪水落地的“叭答”声。

数日后，伤病日愈痊愈，陈毅便带着油山、北山的游击队来到池江集结。

池江，是大余县一个重镇。分别三年之久，贺怡与哥哥贺敏学在这里相见。根据中央决定，贺敏学任抗日义勇军驻赣南办事处主任（地点设在池江）。整训期间，兄妹常聚汇一块，倾诉分别后的情形。

1938年1月6日，新四军军部从武汉迁移南昌。贺怡与缪敏一同经赣州、兴国，前往吉安，在兴国县梅家祠，秘密召开地下党的工作会议。布置工作，再次与蔡福兰见面，并派蔡福兰潜往小龙钨矿开裁缝店，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，与贺怡单线联系。

到达吉安，贺怡与危秀英同住一屋，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统战部部长（后改任民运部部长）。危秀英由延安中央党校分配而来，任通讯处组织部长。贺怡是风风火火的性格，吉安，又是她的老根据地，一来就深入到吉安、吉水、永丰、东固等县发动群众，恢复、建立党组织，才几个月，就打开了工作局面。

3个月后，她被调往中共东南分局工作。翌年春，东南分局派她到广东省委，任妇女部部长。

行前，她往赣州看望父母，并将3岁的贺麓成接回，寄养在永新老家花河村贺调元家。贺调元是地主，家境较为富裕，贺麓成生活安定，在“爷爷”、“奶奶”的呵护中长大，对自己的身世浑然不知。5个月后，贺怡的父亲贺焕文，突然病故于赣州，享年68岁。其坟现在湖边乡岗边村黄土陂村小组。每年，由贺焕文生前所认契子方世信祭扫。

2002年清明时节，笔者专程拜谒了贺焕文之墓。

在一路亮丽的坟茔间寻找，那最简陋、寒碜者，即属贺焕文。一块紫砂岩石代为碑，上刻有“永新县  贺焕文老先生”。对比那些豪华的坟墓，愈发形成极大的反差。笔者有点忿忿不平：它们那么张扬、亮丽，贺坟为何不能，是因为，贺家没有当官的后人？

这时，恰遇贺焕文生前所认契子方世信。当年方系十岁小雏，现已是67岁的白发人。方世信说：“解放后，贺焕文的子女贺敏学（福建省副省长）、贺怡先后来过这里，并没有要求重建坟墓。1958年人民公社平坟，我闻讯去捡‘金’（尸骨等），用棕叶包骨，请了风水，重埋于此地，墓碑照旧。后贺敏学来过，给130元重结墓面，坟上打了土拱。”

笔者拔去坟面的野草，沉默辞别，几十步外回望，坟墓隐入一片模糊大地，仅两小株柏树稍为记号。使人茫然，又释然：贺坟简陋，并非没钱、无权，而因为他及其子女是真正的革命者。他们的精神财富遍布神洲，无须亮丽的坟茔来张扬。

当然，贺焕文并不知道，他死后不久，革命形势好转，温吐秀离开赣州，由组织上派人辗转送到延安。

九

高高的木棉树，婷婷而立，擎着火红火红的木棉花，映衬着南国广州，色彩绚烂，有种腐败的美丽。

广东省委的工作仍处于恢复、发展阶段，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“限共”、“防共”政策，局面很难打开。贺怡到达广东后，根据自己的斗争经验，提出了开辟农村抗日根据地的主张，并得到省委的赞成。

随即，贺怡便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。不料，广东省委的工作，尽在敌人掌握之中。为了阻止中共势力向中、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地区蔓延，敌人首先在广州动手，秘密逮捕了涂振农。涂振农当时任中共东南局组织部长、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。涂振农年轻有为，大学毕业，曾留学苏联。被捕后，却经不住严刑拷打，在老虎凳上叛变，招供了所知道的一切秘密。

奇怪，怎么自己的一切行踪，似乎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中呢？

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贺怡富有敏锐的观察力。来到韶关后，她总觉得背后有摔不脱的阴影。

1940年6月31日清晨，她起了一个大早，乘着浓浓的雾气未散立即出门。神出鬼没，无人知晓，按说，这下该十分保险。不意，拐弯抹角一阵，雾气散尽，远离住地，身后反而跟踪了几个特务。

真是见鬼了！贺怡紧一阵慢一阵地走着。心里明白：自己早已被敌人监控，敌人不抓自己的原因，是在放长线钓大鱼，要通过跟踪顺藤摸瓜，发现、抓捕更多的革命同志。这么思忖着，她果断决定：采取特殊办法逃跑，即使逃脱不了，被特务抓捕，也要让组织上和同志们知道自己的情况。

本是去学校的贺怡，慢慢腾腾地拐入菜市场，时行时停，突然拔腿就跑，狂奔起来。这时，身后的特务拼命追赶，前面亦有几个隐藏的特务围了过来。贺怡一见，反而停住，朝特务迎去大吵大嚷：“你们这几个流氓不要脸，光天化日，想做什么？大家来救命呀！”

菜市场本来就人多，闻声团团围了上来，见几个男子追一个年轻女子，都以为是在调戏女人。就有几个青年工人、学生见义勇为，挺身而出，拽住了几个特务。旁边凑热闹的人群中有人高喊：“打，打死这几个流氓去！”这时，人头攒涌，挤挤挨挨，贺怡正要脚底抹油，乘着混乱撒丫子走人。前面的特务也赶到了，一个特务慌忙拔出手枪，“砰--”朝天开了一枪，喊道：“我们是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的，大家赶快散开--”

在几支手枪逼使下，贺怡在数百上千人的注视下，坦然无畏，挺胸抬头，顺着人巷向外走去。此刻，她已与围观中一双熟悉的眸子交流。

因为贺怡身份重要，特务们对她施以严刑拷打，妄图敲开她的嘴巴。贺怡以死相抗，乘敌不备，将藏在内衣里的一枚金戒指吞入肚子，一时，痛如刀绞，汗流如雨，昏死过去。碰到这样的对手，特务们也毫无办法，只得放手不管，任其死活。谁知，性格倔犟的贺怡命大，吞金竟然不死。

当时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，兼任南方局书记，得知广东省委破坏严重，亲自出面向何应钦交涉。何应钦则提出，以交换战俘为条件。通过营救，贺怡出狱，来到延安。

很快，贺怡见到了毛泽东，向其讲述了毛泽覃在瑞金牺牲的消息，毛毛寄养的情况，以及自己的工作及被捕情况。毛泽东则讲述了岳母，即贺怡母亲温吐秀在延安生病、逝世及安葬的过程。他们还一起去看了坟墓。温吐秀病故后，是毛泽东亲自安排料理后事，并手书墓碑。（１９４６年，胡宗南向解放区进攻，占领延安后，有人报告：那座坟墓，是毛泽东、毛泽覃两兄弟的岳母之墓，胡宗南即下令把坟墓平掉了。解放军收复延安后，毛泽东去坟墓前悼念，发现坟莹不见了。就自己出钱再请人收拾、重建坟墓。）

得知贺怡在狱中吞金，对敌以死抗争，虽未丧命，胃部却经常疼痛之事，毛泽东十分关心，要求她立即到延安中央医院找傅连璋院长，好好地治病，待康复后再考虑工作。为此，毛泽东还亲自给傅连璋打了招呼。

虽说是中央医院，当时也仅有一台X光透视机。傅连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老朋友，1932年11月，在福建长汀的“福音医院”，曾亲自为贺子珍接生了毛毛，后又多次救护过毛泽东。傅连璋原与贺怡也认识，于是，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贺怡，当即为其做X光透视，发现贺怡胃里面果然有一金属状物品，已与胃粘膜壁粘连一体。这就是贺怡吞下的金戒指，也是她吞金未死的原因。

“你真是命大，但应该立即手术。”傅连璋笑着向贺怡讲解病情，告诉她：“金戒指在胃壁上，随时都可能戳伤或戳穿胃壁，引起大出血，导致生命危险。”

“傅院长，你还是先给我开点止痛片吧。”贺怡还是那种泼辣爽朗、我行我素的性格，说：“既然大难不死，那我就不会死了。有危险，等危险来了再解决不迟！”

很快，危险果然来了。那天，贺怡在中央办公厅招待所，正抓紧手头的工作，胃部越来越痛，她浑身冒汗，仍硬挺着坚持，“咕咚--”一声摔倒，竟昏死过去。

当天，贺怡被急送到中央医院。医院决定：立即进行胃切除手术。这种手术，当时也算是大手术，按医院规定，手术前必须有亲属签字同意，承担责任。傅连璋将此事报告、请示了毛泽东。

亲人签字，哪还有什么亲人呀？！她的丈夫毛泽覃早已牺牲；姐姐贺子珍去了苏联治病；哥哥贺敏学随新四军在前线打仗；母亲温吐秀尸骨未寒……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，亲自来到了中央医院，拿着手术报告单看了看，对傅连璋及医护人员说：“她是贺子珍的妹妹，又是泽覃弟的爱人，我也算得是她的亲属吧，为了贺怡同志能够多活些年，为革命再做工作，这个字我来签吧！”于是，他提笔在手术报告单上一挥而就，写下了：“同意手术医治。毛泽东。”

毛泽东亲自来中央医院，为病人手术签字。这对于中央医院，对于毛泽东来说，都是罕事。医护人员在手术时特别认真，顺利地将贺怡的胃切除三分之二，取出了那枚金戒指。有些医护人员还没有见过金子，十分好奇，围着金戒指议论纷纷。在大家的要求下，傅连璋讲述了贺怡被捕入狱，宁死不屈，吞金抗争的故事。望着这枚金戒指，医护人员对贺怡不由肃然起敬，衷心赞叹。

术后，贺怡又一次起死回生。但是，由于禁忌多食，营养缺乏，体重一度下降到40多公斤。她却毫不在乎，仍与医护人员谈笑风生，谈及毛泽东对胞弟泽覃，对自己的情谊。能下地活动后，贺怡还特意找到傅连璋，索要了那张浸透亲情厚爱的《手术报告单》，一直珍藏了多年。

病情稍稍好转，贺怡便多次写信给组织上，写信给毛泽东，要求分配工作。

当组织上征求她自己的意愿时，贺怡立即提出：到新四军去。

贺怡原先就是新四军，在哪有许多生死与共的同志、朋友。“皖南事变”后，陈毅担任了新四军的军长，贺怡的兄长贺敏学，也在新四军下属的一支抗联部队，担任参谋长。

1942年春，贺怡来到了新四军军部工作，又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战友中间，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战斗前线。

十

1949年8月，中共华东局分配贺怡到江西工作，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。

不久，永新县花河村出现了一辆吉普车，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下了车。她穿着当时最时髦的大翻领、束腰带列宁装，来到地主贺调元家，一见贺麓成，便泪流满腮，大声喊叫着：“麓成，麓成--”，将惊奇不已的贺麓成，一把搂在怀里。

14岁，已读初三的贺麓成，被一个女人搂着，困惑不已。眼望“爷爷”、“奶奶”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“爷爷”“奶奶”在突然袭击中，惊喜交加，朝他挥着手大声喊：“这个，就是你的亲妈妈--贺怡！”

这一天，村子里正要召开大会，宣传土地改革。突然，贺怡牵着麓成的手，步入会场，向全村父老乡亲说：“这位大家熟悉的贺麓成，是我的亲生儿子。是贺调元夫妇，在革命最艰难的岁月，冒着生命危险收养了贺麓成，并把他带大，培养为学习优秀的初三学生……”十几年，全村人一直蒙在鼓里，顿时轰动了。

由此，地主贺调元家的处境得以改观。

同年11月，经组织同意，贺怡前往赣南，寻找毛毛。当时，毛毛由毛泽覃经手，寄养在警卫员家中，后来又多次转移。因毛泽覃牺牲，线索中断。同时，她还想寻找到，她与毛泽覃失散多年的长女。贺怡性子原本就急，寻人心切，马不停蹄，经四处奔波，多方努力，仍不见毛毛踪影。

11月21日，贺怡乘车返回吉安途中，距泰和县城七八里路，名叫凤凰圩的地方翻车，不幸遇难。年仅37岁。同车者曾碧绮（古柏的妻子）身受重伤；其子古一民安然无恙；贺怡的儿子贺麓成左腿膑骨三处骨折，后由贺子珍抚养长大，成绩非常优秀，毕业于上海交大电力系，考取当时最难考的留苏研究生，后因中苏关系破裂未能成行，遂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，从事“地对地导弹”研究，成为我国最优秀的导弹专家。 

贺怡不幸遇难，猝然身亡。所有的亲人、战友，无不悲痛。

贺怡的亲属不敢怠慢，当即给毛泽东拍了唁电，据说，毛泽东看着唁电，心情异常沉重，瞪着眼睛半天没有说话，那天，警卫人员看见，他面南而坐，端起饭碗三次，又三次放下了┅┅